导演亲自告诉你,如何创造中国动画史上这株“奇葩”

2018年的冬天,我们邀请周圣崴导演参加“杭州青年影像计划”的青年导演展映与授课环节。周导用一部狂野风格的定格动画征服了杭州观众,也让众多观众觉得过瘾:看得过瘾、映后听的过瘾、课程解读的过瘾。现在一篇文章可以满足既可以看片又可以听到幕后详细解读的双重需求,别忘记爱奇艺VIP上可以看到这部独特的《女他》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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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定格动画的材料浪漫与如何把手边的资源最大化利用去拍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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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映:《女他》



我把垃圾分好类后,

拍了部大电影


文丨周圣崴

编丨往事如烟



“用垃圾拍电影?能看么?垃圾只能是垃圾。”


大二刚进校园不久,怀着满腔的创作热情把我的故事创意和世界观和一位前辈分享时,我得到了上述回复,他的眼神里不无透露出对我想用垃圾拍电影的不可置信。六年后,我带着这部“垃圾只能是垃圾”的大电影《女他》走向了大银幕。



01

一切的源头,是没钱还要“作”。


“你这个世界观太庞大了,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是这应该是一个很大体量需要耗费很多资金人力物力的东西……”


“可是我真的很想拍出来,我现在就想把这个故事拍出来。”


回想起当时我设想的这个故事:在一个不允许女人工作的男人统治的世界里,女人们都被当做生育工具,只有男人才有正常工作的权利,其中一个妈妈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伪装成男人,进入男性世界里厮杀打拼,身份暴露后受尽折磨,最终发现了体内蕴藏的力量,对男性世界展开反击……的确,这个故事如果按照正常电影来拍,它应该是一个商业片,类似《杀死比尔》或者《使女的故事》,这对当时大一刚入校的我来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但是爆炸的创作欲望像洪水猛兽一样快要决堤,完全等不了,怎么办?


我当时想了想自己手边能用的东西和我当时掌握的能力:第一,我有一台佳能5d2;第二,我会做手工。


结合以上两种我能够掌控的条件,我决定把这个本来应该是拍成真人电影的故事和世界观改成一部定格动画,因为定格动画只要你有耐心,肯投入时间去做,就一定能做出来,而且定格动画拍起来很简单,你只需要一台相机。


于是原来世界观里的人类被换成了鞋子,男人统治的世界被具象化为一个由生活垃圾再造而成的工业世界,女人的世界则是由花朵、藤蔓、绿叶等所组成的自然世界。为什么这么设计呢?因为用鞋子、衣服、袜子、酒瓶、树叶、干花、海螺等等这些材料,不需要花太多钱。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女他》会是这样一个融合了超现实主义、贫穷艺术、废土风格和重金属朋克风格的形式,其实根源都是因为没钱,因为没有资金做常规意义上的监狱、工厂、摩天大楼,所以只能利用手边随手可得的物件进行创作,贫穷会激发想象力。


大三那年,因为布景素材不够,又不想花钱买材料,于是我在朋友圈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垃圾回收运动,这场垃圾回收运动一直持续到后来《女他》拍摄阶段结束,几乎每当我需要新角色或者场景补充进来的时候,我就会问问身边的朋友,有没有不要的废品。当时正值夏天,很多毕业的朋友们捐赠了各类衣服,于是我把衣服重组再造,部分场景保留了衣服本来的材质,做成了《女他》开头的生育监狱。后来我发现,也许用衣服做监狱比用钢铁做监狱更有趣,我们的衣服本身就囚禁了我们的肉体,有多少人被西装所代表的“正式与规矩”所囚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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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拍摄阶段最大的敌人是重复劳动。


其实我从没有想过《女他》真的能拍出来,因为想想要拍那么多张照片才能达到一个长片定格动画的体量,就觉得这个离自己太遥远,怎么着都得需要一个大团队建制吧。这种遥远感,很像当时有故事雏形然后希望能把这个世界观实际构建出来那样,而这个时候,核心的场景和道具,都已经用生活垃圾做好了。


看到已经做好的这些东西,突然发现好像没有想象的那么遥远。


那个时候我正值大四毕业,面临人生的一个分叉口。选择开始一张张地拍摄,还是找工作?我心里没底。我和家人讨论,他们给了我一以贯之的答复: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就好。


于是我没想太多,开始埋头一张张照片地推进,因为我舍不得放下这个故事。现在回想起来,家人那句轻描淡写的话,背后承担了太多的现实代价,而每一项现实代价,都会在任何时候闯进我的生活,摧毁我的创作进程。当时我并不认为每天拍几十到上百张照片,每张照片重复劳动几百上千次,然后一直坚持下去,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因为当时并没有体会真实世界的凶险和混沌,在大学和家庭构筑的保护壳下,我觉得稳定和平静的创作环境都是理所应当的。


拍摄就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状态里开始了,这几乎贯穿了我研究生的三年,自己也从最开始的兴奋,比如一天能拍好几百张照片,从早拍到晚;到最后的麻木,全程面瘫脸,特别机械地一毫米一毫米推动相机和被摄体,只想赶紧收工结束。很多人问我最难的地方是哪里,回想起来,拍摄阶段最困难的就是重复劳动,因为创造的过程是美好而有激情的,但是创造阶段结束之后,需要重复劳动去实现你的想法,这就是一个特别痛苦的过程。重复劳动能够让你直面生活最真实的一面——无聊和无意义。当时我问自己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样做下去的意义是什么?也许现在想来答案可能是悲观的,很多时候意义是不存在的,只有做了才会被赋予意义。拍片也好,爱一个人也好,受伤害也好,工作也好,待业也好,人总得找点什么事情,进入某种状态,才不至于被无聊击垮。


拍摄阶段的这几年重复劳动,对我而言就是直面无聊,和无聊作斗争的几年,这种麻木抗争的状态一直惯性地保持了很久,直到我意识到真的拍完了,才觉得“一个头从身体里分娩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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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怎么说呢,我觉得蛮特别的吧。”


《女他》当时在正片出来之前,我用已经拍的素材剪了一个短片小样。我拿着小样找了很多制片人,希望有机会能进一步完成它,毕竟后期也是一个庞大的工程。


可是因为那么多年的封闭拍摄,我完全没有拓展自己的人脉,也没有去社交,也没有实习或者工作积累,相当于还是一张白纸。我带着小样参加了一些电影节,通过很有限的方式结交了一些行业内的前辈们,但是他们看完,多数人给我的反馈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蛮特别的吧。”我没有领会这个“蛮特别”是什么意思,仍然傻乎乎地追问好久,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一切似乎停了下来,然而有一些之前在电影节上看到小样的朋友们,却发来微信,觉得真的蛮特别,希望能看到正片,还有一些同学老师在看完小样之后,直接问我需不需要帮助,就在大家重新定义“特别”二字的时候,我重启了女他的后期制作。也就在这时候,我的师兄很乐意做《女他》的制片人,还有之前的很多同学朋友,都纷纷加入到了《女他》的团队里,一个由一群“乳臭未干”的学生所组成的小团队逐渐形成了。


在老师、同学和朋友们的帮助下,我学会了更复杂的后期制作软件,同时在韩睿达和袁思翰两位老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和他们展开了《女他》声音和音乐的创作。


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和好几位来自不同院校的老同学一起,深夜在我家的那个破电脑前讨论怎么把RAW格式的原始图片,在不压缩为JPEG的前提下,转化为按照某种帧率连贯起来的高清视频。现在看来这最简单不过的技术问题,当时却是讨论和实验了好久。


也记得蹲在电脑前一张张p图,把色相出现略微偏差的照片调整为统一颜色的绝望,因为总感觉能偷懒,而实际上每一帧的拍摄错误都无法偷懒,只能后期乘以十倍去修复。


我还记得在青岛做《女他》声音的时候,为了省钱,每天住在录音棚旁边一个30块每晚的家庭旅店里。最神奇的是,《女他》里绞尽脑汁都不知道怎么实现的咕噜噜挤压的声效,竟然源自于某一天在那个宾馆穿着老旧的拖鞋洗澡时,踩踏拖鞋发出的声音。我至今忘不了在一个一平米不到的公共洗澡间里,拿着录音笔反反复复踩拖鞋的情形。


所以你看,贫穷并不是坏事,它可能会成为获得灵感来源的保护伞,也可能会成为帮你找到真朋友的引路灯。


现在回想起来当初觉得是地狱般的后期制作,竟多了几分甜蜜,因为相比后续带着《女他》进入市场这个“真实世界”的残酷,所有创作阶段的困难都是甜蜜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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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光环背后的微笑沉默。


因为《女他》的特别,终于有幸能成为那个幸运儿入围了上影节。我本以为有了上影节的光环加持之后,推广会很顺利,没想到却遇到了一种神奇的东西——微笑沉默。


我后来在创作一个长片剧本《快乐之城》的时候,设计了这样一种东西——微笑沉默。即大家就这样微笑地看着你,然后不说话,就这样一直笑着看你。这很像当时《女他》在上影节之后面临的状态,所有人都对它报以赞美,掌声和鲜花纷至沓来,而当谈到与推广发行相关的话题时,这些鲜花和掌声都凝结在了半空中,沉默不语。


当时被身边的朋友们问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女他》什么时候上映呀?我孩子都生了,《女他》怎么还不上?


而我竟然也对这些提问的朋友们报以微笑沉默,因为我不敢向任何人说实情——


没有发行公司愿意发行女他,因为它无法被已有的市场规则所评估。


我仍然记得在朋友的引荐下,到一个发行公司给大家看片,一位50多岁的资深经理看到正片开始放映才3分钟的时候,就怕我听不到似的打了一个巨大的哈欠,尾音拖得特别夸张,然后对其他员工说,你们看懂了吗?见其他员工没有回话,又转过来对我说,我不知道你拍这个是要干嘛。随后便离开了看片室。


在座的有一位年轻的实习生,后来在我沮丧地离开公司前对我说,《女他》如果有其他放映,记得告诉她。当时也有很多行业内的前辈们,和真的很喜欢《女他》的行业内的朋友们向我伸出援手,帮《女他》谈发行,不过最终都没有结果。


后来我渐渐平静下来,因为从商业的角度考量,在现在这样一个市场环境下,发行《女他》这样一部奇怪的作品,的确风险太高了,于是我以为《女他》就这样停下来了,其实走到这一步,能够提名上影节,我觉得已经是完成使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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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星星之火的力量。


《女他》自上影节之后,冷了一段时间,就当我觉得已经尘埃落定的时候,各个地方的独立放映组织和做艺术电影的影院开始联系到我,想要放《女他》,他们说,群里有人想看。


后来《女他》相继在北京、上海、杭州、成都、三亚、海口、厦门、长沙、武汉、西安等等城市做了点映,因为当时我是抱着放一次少一次的心态,所以几乎每场放映我都会和工作人员们一起当成最后一场放映全力以赴来做。为了调动观众来看的积极性,我带着那个有牙齿的鞋怪打卡各个城市,让鞋怪和观众们互动。


很多观众看完《女他》,还能看线下的一些展览,比如我们当时在上海昊美术馆和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做了《女他》装置艺术展和《你的鞋子会吃掉你吗?》手稿原画展,观众们实实在在能触摸到《女他》里的怪物,切身感受这个奇怪的异世界。有的观众在看完之后也会和鞋怪自拍合影。后来我欣喜地发现,在这些民间放映机构的观众群里,一些影迷们在看完《女他》后会在群里争论,比如这个怪物是啥意思,那个怪物为啥又变形了,这个剧情到这里是啥意思。我观察到最久的一次影迷群对《女他》的讨论,延续了三天。


《女他》就这样,绕过了传统的发行公司,直接面向了它的受众,通过一点一点的放映积累,再次被推动起来。如果没有之前每一场点映的每一位影迷付出的每一张票价,《女他》或许就在首映曝光之后停滞了,或许这是自下而上的力量,它很凶猛。



06

我从来没有把《女他》定义为一种东西。


回看这一路走过来,最大的感慨就是:


因限制激发想象,把缺点变为特点。


因为资金所限,所以采用了定格动画的形式,用垃圾拍电影;因为一开始没钱投入做《女他》的宣传,所以把自己的拍片经历和创作故事“标签化”为可以产生流量的内容价值去置换媒体的关注;因为一开始没有传统发行公司的介入,所以绞尽脑汁地以各种路径和观众见面,以各种看上去会“被骂”的行为(红毯的脱鞋行为艺术、在纪录片里呈现自己自恋自卑的状态等等)去获得大众的关注……


因为从来就没有把《女他》定义为一种东西,所以才在这些限制下,能够激发出更多对《女他》的想象空间,它可能是当代艺术、可能是电影、可能是一次事件、可能是背后酸甜苦辣的幕后故事、也可能会是在每一次讨论和争议之后的新生长……这些都是《女他》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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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说《女他》是我一己之力完成的,我不这么认为,《女他》背后倾注了许许多多老师、朋友、同学、前辈和家人们的付出和努力,因此《女他》会有那个冗长到令人发指的鸣谢名单,我想尽可能在字幕里放大每一个帮助过《女他》的朋友们的名字,这就势必会让片尾字幕拖很长,在这里对观众表示抱歉。


正因为推动《女他》前进的不是公司、机构、组织,而是这些鲜活的个人,《女他》里所讨论的,在庞大的欲望机制面前,个体的美好是怎样产生、抗争、灿烂最终消逝的这一主题,才显得尤为应景。作为《女他》的作者,再次向每一个给《女他》反馈的个体,说一声谢谢。


回到这篇文章的开头,我想说,垃圾不一定是垃圾,从另一个角度看,垃圾或许可以成为某种新的东西,比如《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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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国产手作动画,看满6分钟,才算有效点击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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